目前，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伴隨著城鄉人口流動和經濟社會發展要素的重組與交互作用，地方參與者（主要是村民和地方政府）無疑必須對這些作用與變化做出適時的響應與調整，從而導致了農村地區社會經濟形態和地域空間格局的重構，主要涉及村鎮空間組織結構、農村產業發展模式、就業方式、資源利用方式、消費結構、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和城鄉差別等方面的轉變。這一過程稱之為鄉村轉型發展。實質上，鄉村轉型發展這一概念與國際上流行的鄉村地理學研究術語鄉村重構（ruralrestructuring）具有相似的內涵。伍茲（Woods）認為，鄉村重構，即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由于農業經濟地位的下降和農村經濟的調整、農村服務部門的興起和地方服務的合理化、城鄉人口流動和社會發展要素重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響下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結構的重新塑造。然而，農村地區的這一社會經濟結構重塑，必然通過改變其空間載體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進而導致鄉村空間的重構。正如中國學者張小林所主張的鄉村轉型發展集中表現在經濟形態、空間格局與社會形態等方面的轉變，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的鄉村空間重構。鄉村空間重構與中國“三農”問題聯系緊密，當前中國鄉村空間正面臨重構一一通過土地集中和規模經營、村鎮和產業布局調整等改造傳統農村，推進農業的產業化和現代化，優化城鄉空間格局，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快速城鎮化進程助推了中國鄉村發展轉型與空間重構的升級，引發鄉村土地利用劇烈轉型。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轉型導致中國農村生產和生活空間的巨大變化，也帶來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171149；41130748；41201176）村發展與土地利用研究，現任國際學術期刊ournalofRuralStudies和LandUsePolicy編委。

　　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直接影響城鄉統籌發展國家戰略的順利實施。眾多水土豐腴的昔日商品糧基地如今成為城市化地區，直接威脅著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的中國糧食安全。一方面，在保護耕地紅線目標的約束下，城鎮發展建設用地缺口嚴重；另一方面，鄉村轉型發展進程中形成大量“空心村”和閑置浪費的農村建設用地'耕地被棄耕、田塊的破碎化和粗放經營嚴重影響農業規模經營的推行。城鎮化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對中國農村生活環境也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農藥、化肥超標施用帶來的面源污染；中國鄉村土地利用正經受著養活眾多人口、保障城由于相關設施、設備和技術的不配套，農民集中居住帶來的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大規模畜禽養殖帶來的污染。

　　鄉發展和支撐生態建設的歷史性考驗。

　　與中國長期城鄉二元結構并存的鄉村發展制度不穩、機制不活，農業與農村發展基礎設施欠賬太多，使得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間支撐平臺，嚴重影響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土地是人類主要經濟社會活動的空間載體。土地利用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鄉村轉型發展與重構進程中暴露出來的形形色色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問題均可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也可通過開展土地整治加以調解。土地整治是指基于嚴格耕地保護、城鄉統籌用地和新農村建設的戰略目標，對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的土地進行治理，對山、田、水、路、林、村進行綜合整治。由此可見，土地整治可在農村生產力提升、城鄉發展空間優化和平臺搭建等層面為鄉村轉型發展與空間重構提供有力支撐。本文在界定鄉村空間重構的概念內涵基礎上，探討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重構的土地整治助推機制，以及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重構的模式與戰略，以拓展鄉村地理學的研究領域。

　　2鄉村空間重構的概念內涵鄉村重構這一概念較早見于歐洲鄉村地理學與社會學學者對歐洲等國家和地區鄉村發展變遷的論著「2，14-16.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逆城市化進程中，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的鄉村地區在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經歷了顯著的變化與重構，諸如家庭農場和農業的轉型「1718、社會結構和階層變遷「1920、土地利用和農村勞動力市場變化、零售業的變化、地方政府管理模式變化等。自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中國廣袤的鄉村地區也經歷了明顯的重構過程。從中國鄉村發展實踐來看，鄉村重構是一項集經濟、社會、空間為一體的鄉村發展戰略，它立足于合理完善鄉村在城鄉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通過農村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提升，以及空間布局的合理組織，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平等、和諧、協調發展的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經濟社會結構，實現城市與鄉村發展的良性互動。鄉村重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其空間格局的變化，即鄉村空間重構。

　　鄉村空間重構，即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伴隨鄉村內生發展需求和外源驅動力綜合作用下導致的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結構重新塑造，鄉村地域上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優化調整乃至根本性變革的過程。鄉村空間重構也是優化城鄉空間結構、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綜合途徑。據此，鄉村空間重構的內涵包括如下3個方面：①產業發展集聚，即實現工業生產向城鎮工業園區集中，農業生產向規模化經營集中；②農民居住集中，即農民居住向城鎮和農村新型社區集中，通過集中居住解決分散居住所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投人需求大、利用效率低的問題，以有效控制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保存鄉村傳統文化景觀；③資源利用集約，通過產業發展集聚和農民居住集中，解決農村生產發展和農民生活居住中的資源低效利用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實現鄉村地域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鄉村空間重構，主要包括鄉村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重構3個方面。

　　3基于土地整治的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重構3.1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重構的土地整治助推機制3.1.1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對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影響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持續推進，作為鄉村發展兩大核心要素的人口與土地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給中國鄉村地域的生產、生活與生態空間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是鄉村人口的非農化轉移與兼業化對鄉村生活和生產空間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鄉村土地的非農化與非糧化對鄉村生產和生態空間的影響。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不斷流人城鎮。伴隨著人口外流，農村過疏化問題逐漸出現，廣大農村地區的村莊中心建設用地（主要是宅基地）出現廢棄和閑置。囿于農村宅基地退出機制不健全以及產權制度的缺陷，農村人口不斷減少，大量農村宅基地被閑置，農村空心化現象明顯，比較終導致“空心村”的出現?！翱招拇濉钡娘@著特征是：一方面，村莊內部大量農宅日趨老化甚至被廢棄，農村中心地區呈現衰敗的景觀；另一方面，在村莊發展過程中，往往出現建新不拆舊、新建房空置的現象，比較終形成村莊外圍粗放發展而內部衰敗的空間形態分異。在中國，受自然地理條件、傳統地域風俗和鄉村規劃缺失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大部分鄉村聚落呈現出“散、小、亂”的特征。2009年，中國仍有近56.75萬個行政村，自然村的數量更是高達271.39萬個，尚有130.92萬個自然村的人口數低于200人「32.從歐洲國家的中心村建設情況來看，門檻人口對中心村的甄選及相關基礎設施的配套起著決定性作用，如20世紀60年代，一所小學需要的門檻人口大致在5000人左右，一個醫生需要至少為2000人服務才能有規模效益，一個由3個醫生組成的醫療小組可服務8000人，可相對有效地為鄉村地區提供基本便利服務的門檻人口是5000人。中國農村空心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農村組織核心弱化、結構網絡薄弱、發展要素流動無序，成為農村各類投資缺乏規模效益和產出效率以致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進而導致鄉村生活空間極為不便。此外，隨著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耕地被粗放經營甚至被棄耕撂荒。在社會保障不健全及集體財產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農民不可能徹底離開粗放經營甚至荒蕪的耕地和閑（空）置的農村住房或宅基地，使得兼業經營成為當今中國農業生產的一大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鄉村的生產空間。

　　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鄉村土地的非農化和非糧化使得耕地大量減少。一方面是農業內部結構調整的逐利性導致耕地向果園、畜牧業、水產養殖等用途轉變；另一方面是由于土地的城市和工業利用其經濟收益明顯高于農地，導致農地向城市、工業土地轉移的必然趨勢。此外，農村建房選址偏向于地形平坦、設施便利的優質耕地的分布區，致使大量耕地被農村建房占用。在城鄉建設用地的蠶食下，耕地趨于破碎化，人多地少且不利于規模經營，致使鄉村生產空間受限。城鎮化進程中，初級的工業化（尤其是鄉鎮企業）布局無序且對污染物排放控制不嚴，直接導致農村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被嚴重污染。在管理層面，環境規制的強化會增加企業治污成本，進而減少企業利潤，由此對企業區位決策產生影響，這類情況下企業更易進人環境規制相對不嚴的鄉村地區，從而給此類地區帶來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有關研究以中國合資企業為樣本證實了污染避難所效應的存在。隨著城鎮化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中國工業污染正逐步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加上農業生產和鄉鎮生活帶來的污染致使鄉村生態空間不斷惡化。2013年2月26日，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環境地質環境研究所實施的國土資源大調查計劃項目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通過專家評審，成果顯示：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質量整體較差，且污染較為嚴重，未受污染的地下水僅占采樣點的55.87%.京津唐地區高密度的不透水地表分布對于海河流域地表水環境產生嚴重影響，加劇了流域河流水質的污染程度，且子流域不透水地表面積比例與COD、NH3-N濃度均值呈現顯著的線性關系。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鄉村土地的非農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鄉村地域的景觀生態過程及格局的連續性和完整性。

　　3.1.2助推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重構的土地整治類型結合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對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影響，以及農村土地整治的特點。通過實施“空心村”整治與農村組織整合，引導農民向社區集中、向行政村集中，解決農村聚落分散化布局問題，達到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化服務業的門檻人口規模，加強農村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同時提高基層政府的組織、管理與服務水平，增強農戶的組織化程度，優化重構宜居適度的鄉村生活空間。

　　3.2.3鄉村生態空間重構在鄉村生產和生活空間重構過程中，還應注重鄉村生態空間的重構，鄉村生態空間的重構與生產和生活空間的重構是密不可分的。鄉村生態空間重構進程中，不管是農用地整治，還是“空心村”整治和工礦用地整治，均需遵循自然生態規律和景觀生態學原理，在大尺度上重視生態網絡和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在小尺度上提高生境質量和景觀多樣性，提高土地整治生產力、生態景觀服務能力和碳匯能力，從不同尺度維護和修復自然生態過程和生物鏈，構建良好的鄉村生態空間格局，提高鄉村生態系統的彈性和生態服務功能，使鄉村作為城鄉發展重要的綠色空間和生態屏障，成為保障食物安全、保護生物多樣性、發展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戰略空間。具體操作過程中，應基于農村生態系統自身特點，嚴格控制農業生產化肥、農藥施用量，逐步實現清潔化、綠色化、無公害生產；建立生態攔截系統，吸納凈化面源污染物，結合工礦用地整治強化污染物綜合治理工程，確保農村生態環境質量安全，即形成減源、截流、治理體系；著力完善農村生態系統廊道，保護物種棲息環境，保持生物資源的多樣性。通過開展土地綜合整治，強化農村生態系統的建設與保護，為農村產業發展提供清潔的生產空間，為農村居民提供健康優美的生活空間，優化重構山清水秀的鄉村生態空間。

　　4依托土地整治的鄉村空間重構戰略土地整治可為鄉村空間重構搭建平臺，是推進鄉村空間重構的重要途徑。然而鄉村空間重構的比較終實現還有賴于驅使重構發生的動力及相應的依托土地整治的重構戰略。

　　村民是村域發展的主體，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們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行為導致了生活空間不便、生產空間受限和生態空間惡化，但當前大部分村民已逐漸意識到，唯有通過開展土地整治才能重構其生產、生活與生態空間。村民對發展村域經濟并改善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的切身需求和共識是開展土地整治重構鄉村空間的核心動力。通常，在鄉村精英的帶動下，通過增強村域的內聚力，爭取政府的外助力，激發和整合內外部需求，依托土地整治逐步實現鄉村空間重構，稱之為“自下而上”的鄉村空間重構戰略。然而，推進城鎮化、建設新農村、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等宏觀政策轉型及相應的政府職能轉變是依托土地整治重構鄉村空間的重要推力。地方政府借助土地整治的相關政策平臺及各類中央或地方財政支持的支農惠農項目，通過整合資金、技術設備和人力資源等，“自上而下”地推進鄉村空間重構。

　　通常，“自上而下”戰略的優勢在于通過內在的投資和提供工作崗位以提高就業率和農民收人，但不利于加強不同項目之間的聯系以增強鄉村應對各種競爭壓力的能力；然而，“自下而上”的戰略優勢在于其可以促成多樣的根基較深的鄉村振興項目，但在支持鄉村經濟應對全球化的壓力方面有所欠缺。國際上有關鄉村重構計劃的順利推行均要歸功于其經歷了一個嵌人和自然化的過程，其鄉村重構計劃通常以居民與鄰居間的互助或居民與地方部門之間的協作等多種自愿參與的方式來推行，在社區之間或不同中介之間通過成熟的自助合作的戰略來組織鄉村發展計劃的參與者，而在戰略制訂過程中自始至終有當地居民的參與。中國目前實行的政府主導的鄉村發展政策在基層執行的過程中之所以出現諸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可歸咎于沒有足夠重視政策執行的嵌人和自然化過程。借鑒國際經驗，采取“自下而上”為主、“自上而下”為輔的戰略，有助于今后順利推進中國的鄉村空間重構。

　　5結論與討論5.1結論土地整治，即基于嚴格耕地保護、城鄉統籌用地和新農村建設的戰略目標，對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的土地進行治理，對山、田、水、路、林、村進行綜合整治，可在農村生產力提升、城鄉發展空間優化和平臺搭建等層面為鄉村轉型發展與空間重構提供有力支撐。

　　鄉村空間重構，即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伴隨鄉村內生發展需求和外源驅動力綜合作用下導致的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結構重新塑造，鄉村地域上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優化調整乃至根本性變革的過程。鄉村空間重構也是優化城鄉空間結構、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綜合途徑，內涵包括產業發展集聚、農民居住集中和資源利用集約。

　　結合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對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影響分析，以及農村土地整治的特點，提出推進鄉村空間重構的土地整治主要涉及農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礦用地整治3種類型。鄉村集約高效的生產空間、宜居適度的生活空間和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的優化重構有賴于區域農村土地整治工程技術、政策機制與模式的創新。采取5.2討論與中國長期城鄉二元結構并存的鄉村發展制度不穩、機制不活，農業與農村發展基礎設施欠賬太多，使得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間支撐平臺，嚴重影響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亟需通過開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重構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為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搭建新平臺。鄉村空間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根基。然而，目前其重要性和基礎平臺作用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土地整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是土地利用現狀與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需求之間矛盾深化的結果，是協調當前土地利用狀態與土地利用目標之間關系而采取的一種重要舉措，其內容、任務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變化而相應變化。不同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的區域土地利用形態的差異，將導致區域土地整治模式和內容也會因此而不同。隨著鄉村發展不斷轉型與空間重構的逐步推進，勢必對鄉村土地利用與土地整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需要注重鄉村空間重構操作模式與途徑的區域性和階段性，因地制宜開展區域農村土地整治工程技術與模式的創新研究，以及對重構的鄉村空間的動態監控、預警預報和科學調控的系統研究，以構建良好的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目前的土地整治活動正在深刻地改變著農村土地利用形態，并通過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重構加速中國鄉村轉型發展進程，引領著未來中國城鄉土地配置和統籌城鄉發展的方向。然而土地整治只是推進鄉村空間重構的重要途徑，它能否為鄉村空間重構搭建好平臺，關鍵在于與土地整治相關的政策機制與模式的創新，主要涉及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激勵機制、農村宅基地的退出機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制度、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以及如何依托當地優勢通過提升當地自然和人力資源的價值來重構鄉村產業、振興鄉村經濟的鄉村重構模式。

　　針對全球經濟社會的快速重組，伴隨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轉變，地理學創造了眾多新的、充滿著思維爭辯的研究領域。土地整治與鄉村空間重構便是其一，通過研究鄉村轉型發展與重構進程中土地利用形態的變化及其引發的問題，并從土地整治的視角探討相應解決方案；它既是區域農業與鄉村地理學科領域亟待深人研究的重要前沿課題，也是面向國家戰略需求亟需推進科學決策與創新的重大戰略主題。這一研究領域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工程技術等諸多學科。以綜合性和空間關聯性為主要特色的地理學已成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乃至工程技術之間的橋梁